【华人之光Ⅱ】施扬（2）：“工作狂”的悲喜剧
初入哈佛，施扬在其崭露头角的基因转录研究方向上继续前行。虽然也发了论文，但他并不满足，甚至觉得自己当时所做并非真正的生物学研究。他希望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、有影响力的事情。不过，在浩如瀚海的未知面前，他也困惑了许久。加之各种压力，这位“工作狂”在实验室里经历着科学人生中的悲喜剧。
刚到美国时，施扬曾发誓“绝不在周末工作”。但很快，他就变身为周末也泡在实验室的“工作狂”之一。
博士后期间让他崭露头角的YY1 Factor（阴阳因子），就是在一次周六加班中诞生的成果。而在进入哈佛大学之后，他全凭兴趣，在没有资金，也没有所在实验室同事支持的情况下，利用周末时间和另一位科学家开始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研究领域后来发展为一项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初入哈佛大学的施扬在诸多压力之下，未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。
在浩如瀚海的未知面前，也许每个科学家都有过“我要研究什么”“这项研究价值何在”“会不会成功”等等的困惑。当然，施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时刻。
鲁白：一般来说，完成博士后工作之后，科学家会接着原来的课题做下去，因为对这个课题相关的领域和技术都已经比较熟悉了。但是，继续做下去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会跟自己的导师形成竞争关系。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做转录因子的研究？有一段时间转录领域很萧条，此前的几位著名学者都不再做了，这是你想要转换方向的一个原因吗？
施扬：其实我一开始还是继续去做了。就像你说的，大家的路径一般都是先继续做原来的方向，然后再去探索新的领域，所以我一开始还是做了先前的研究。虽然也发了论文，但是我并不满足，我觉得应该做一些真正有意义、有影响力的事情。我总觉得，我做的事情没有影响力。这困扰了我很多年。
1995年，施扬（中）与同事讨论科学问题。
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是真正的生物。你知道，培养细胞、转质粒等等这些事情，其实离真正的生物学研究还很远，所以觉得很不满足。我想去做生物，但是对生物又不是很了解，于是就去阅读相关资料，后来我觉得秀丽线虫看起来不错，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对染色质有了兴趣。
那是1995～1996年，当时没多少人愿意做染色质。因为大家认为，染色质只是一个用来压缩DNA的惰性结构——将几米长的DNA压缩到微米尺度，装到一个细胞里面。很多人认为染色质的主要功能就是压缩，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去研究它，只有少数人在研究它在基因调控中的作用。
对染色质有了兴趣以后，我就找了一个叫做乙酰转移酶（acetyltransferase）的生物酶，想在秀丽线虫里去做它的生物研究。当时我也是出于很幼稚的一个想法，觉得这样就可以做遗传学、做真正的生物研究了。
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随时拿起电话去跟别人交流，不管是否认识对方。我打电话到处问，用线虫做遗传学研究要怎么做。后来，我碰到的一个人建议我去找Craig Mello（编者注：时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，2000年后任霍华德‧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），说Craig用的一个技术很快就可以知道所研究的基因 45 32944 45 14939 0 0 2607 0 0:00:12 0:00:05 0:00:07 2858能。我问他是反义RNA干扰吗？他说不是反义RNA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好像是挺有用的。
大家知道，Craig Mello后来是因为RNAi（RNA干扰）的工作得了2006年诺贝尔奖，当时他刚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开始他的独立研究生涯不久。我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给他说我是Yang，当然，他也不知道谁是Yang。我说我有个蛋白质p300，想在C.elegans（秀丽线虫）里研究，想跟你合作。
给他打完电话以后，我就去说服我实验室的人来做这个研究。但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因为实验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，所以很难说服大家来做这个新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Craig打电话给我。他说那就我们两个人来做吧，我说那行。
这项研究没有经费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做。那时候，想要说服我们实验室的人，我就得做出一个榜样，证明我如果愿意去做，就是一定能够做到做好。
1995年，施扬（前排右1）进入独立研究生涯后的第4年，与他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第一个研究团队合影。
我和Craig决定，每个星期五他在线虫里做实验，星期六我去分析结果，也就是他把基因抑制掉以后，我去看线虫的发育。第一个星期六，我是开车去的。我开得很快，为此还吃了超速罚单。到了之后，我们寒暄几句，Craig就指着一叠培养线虫的盘子说：“你可以去分析了。”
我此前没有看到过线虫是什么样的，但也不太好意思问，心想分析就分析吧，于是装模作样地去显微镜下看，调来调去终于看到了。Craig说：“我还给你做了一个针，可以把它挑起来。”我挑半天挑不起来，再一看，盘子上密密麻麻布满一个个洞。
那个盘子是用类似于凝胶的材料做的，线虫就在上面爬，如果用针挑得不对，那不就挖洞了吗？我一看，我的盘子上遍体鳞伤，一个线虫都没挑起来。
我就跑过去看Craig怎么弄。他动作很柔和，就轻轻地碰一下，利用表面张力把线虫吸起来，而不是硬挖起来。就是这样，我开始学着拿线虫做实验。
那是我完成速度最快、花费时间最少的一篇文章。3个月时间里，每个星期都只用周六的时间，通常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12点左右，3个月后就开始写文章了。
鲁白：那个时候的施扬是“钻石王老五”，是不是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，可以周末去做实验。
施扬：但是Craig比我更疯狂。还记得第一次去做实验那天，我从早上10点钟一直做到晚上9点钟，没吃任何东西。Craig是不吃中午饭的，他一直在做，我也就没好意思提吃饭的事情。第二个周六，我就带了两个三明治，一个给他一个给我。到了中午，我提议说我们休息下，吃中午饭。
我一般在实验室做到晚上十二点、一点要回家时，Craig还在做，比我走得还要晚。有一次下大雪，足足有18英尺厚。他说：“你就住在我家吧，不要回去了。”我说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我开着车刚一出去，车就打滑，进到波士顿的一条收费公路后，路面全都是积雪，车子以5码的速度往前“爬”，好在最后总算安全回到家了。
说到下雪，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。我与Craig的合作是从一个寒冬开始的，那年冬天经常下大雪。当时他的实验室也就刚刚成立不久，每个人都很努力，尽管天寒地冻，但每个周末都会有人在实验室做实验，我自然也是每个周六都去。但是很不巧，实验室大楼的程控门那会儿出了故障，很长时间都没有修好。我到了之后，无法呼叫室内的人给我开门，当年也没有手机，我又没有钥匙，所以自己是根本进不去的。
怎么办？感谢大雪天，Craig的实验室在二楼，雪球正好可以打到，不过需要一些技巧。我就团了很多雪球，然后对着实验室的窗户一个一个扔过去，从头打到尾。如果谁正好在这边工作，看到雪球砸在窗玻璃上，就知道“噢，Yang来了，我要下去给他开门了”。
那是1996年，我刚升职为副教授，此后就一直在实验室研究线虫。因为开了个好头，所以这方面的研究经费逐渐充足，线虫也就做了很多年。后来我跟别人说我是研究哺乳动物的，别人都是这样的反应：“我还以为你是研究线虫的呢！”所以说，我完全是作为“线虫生物学家”被大家接受的。
施扬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。
当时的合作中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个时候，科学界还没有提出RNAi（RNA干预）这个概念。我跟Craig讨论了要如何命名这个现象，所以在我写的这篇文章中曾采用了RNAi这个名称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把文章投给了Nature。这是在RNAi的研究兴起之前的事情。
有时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但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
但Nature没有接收这篇文章，就因为文章中没有机制阐述，不知道RNAi是怎么起作用的。后来，这篇文章在抽屉里放了很长时间。不过我仍然觉得RNAi现象很有意思，我跟Craig讨论，推测这是不是跟染色体有关系，它为什么会有遗传性等。
当时哈佛大学的职业评价机制是，任教后你只有11年的时间，然后留下或者离开，也就是说，在哈佛从事研究工作到第11年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拿到终身教授，那么你就失业了。
所以，当我1996年成为哈佛大学副教授的时候，大家就说：“倒计时开始了。”因为距离晋级终身教授只剩下5年的时间了。当时我的思想上还是有压力的，觉得去做RNAi那样的研究还是风险较大。我必须要照顾好手上的课题，保证我有持续的研究经费，继续把工作做好。所以，我就没有往RNAi方向做下去。
鲁白：与一项“诺奖”工作失之交臂，的确令人感到遗憾。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压力，是不是可能会从事RNAi的研究？
施扬：有可能。不过和“失之交臂”还差十万八千里呐。Craig的贡献之一是用遗传学的方法鉴别出了介导RNAi应答的酶，从1998年那篇历史性的Nature论文，到获诺贝尔奖只有8年时间，应该说获奖速度已经很快了。
我最近在看一本物理学方面的书，其中讲到，牛顿定律几乎能够解释所有的宏观物理现象，1860年的时候，大家认为物理学的主要发现都已经完成并到达顶点了，就连著名的开尔文也认为物理学将只剩一些琐碎的工作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1915年就有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，完全改变了之前的认识。
生物学领域也是一样，自从发现了DNA以后，大家就认为生物学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了，就是DNA到RNA再到蛋白质，大的概念肯定已经没有了。没想到，还有个RNAi可以反过来影响调控基因的表达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发现，此前没有人意识到，继DNA之后，还会有这么重要的生物学发现。
所以，整个生物学的现状也许跟19世纪的物理学有些相似，肯定还有一些东西正等着被发现，但我们并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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